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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诗与现代诗比较刍论

传统诗和现代诗的“读不懂”是两个概念,一首用了生词僻典的传统诗让人没法一下子读懂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查一查字典或求助一下“度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传统诗里的字、词、句等都要求规范,它们基本都在“训诂学”的范畴,考验的是人的学识。这也决定了传统诗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积累达到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清。孙洙),从最近央视热播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也可见一斑,参赛选手必须有充足的诗词储存量和常识,而极少考验创作创新能力。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女人的38个称谓》的段子:给老外上汉语课,第一堂课只教了一个英文单词wife的中文解释,老外听完发现中文太难学了,含着眼泪背起行李回国了。这个段子揭示了汉语一义多词的丰富性。同时,汉语也具备了一词多义的特点:“柳州柳太守,种柳柳江边。柳管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唐。吕温《嘲柳州柳子厚》)一首诗中一个的“柳”字同时承担了几种意义,兼顾了事物符号和意象等功能。在这样丰富的语境里,传统诗早已习惯去考究和挖掘语言固有的或即将沉没的意义和内在关系,而这类挖掘工作更是建立在群体共同认知基础上的,并不敢刻意去开发语言的新功能,这大概和传统语言研究发达及中国厚古薄今的审美传统有关。

  而白话文运动之后,以单音节为基础的古汉语慢慢演化成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语音是声音与意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音层面是诗歌语言的一种组成方式,包含节奏和音律两种表现形态。我们熟知的唐诗宋词,正是凭借汉语的特殊语音效果而呈现出完美的诗意,所以,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学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樊子)。这也导致了传统诗写作的语言环境受到冲击,加上全球化的社会环境,各国文化开始融合,瞬息万变的信息、精彩纷呈的新事物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诗那种“象牙塔”里的写作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自由、独立,乐于创新、喜欢冒险(包括语言的冒险),现代诗也呈现出桀骜不驯的冒险性。

  一首“读不懂”的现代诗,往往是词、句、篇的逻辑上“不按套路出牌”导致的,以此形成了阅读的难度,传统的文本分析或文献解读方法已难克服。然而,这恰恰使语言的“能指”得以充分开发,“词语只有处在另一个陌生的系统里才有可能使我们剔除它的文化内涵。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这个词语会突然被其他词语架空,击穿,淹没,本义趋于崩溃,只剩下所指的空虚痕迹。其文化内涵,也因其置身于陌生的系统中而被系统剥夺,吸收。”(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可见,“读不懂”的现代诗并不是诗人们故弄玄虚,(当然不可否认一部分“诗人”确实在故弄玄虚)而是一种写作方法使然,更是诗人创新语言的态度使然。

  作为载体,语言是现代诗歌的生命。如果说传统诗讲究人与物“天人合一”,那么,现代诗则更讲究人与语言合一,这种合一使诗歌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并具有个性化的辨析度,一首没有辨析度的现代诗很有可能还陷在传统写作的窠臼里。

  那么,现代诗是如何对语言的能指进行开发的呢?以先锋诗歌为例,它常常让词语混搭,使词语被“架空,击穿,淹没,本义趋于崩溃”、让语言充满新鲜感,并试图衍生出新的意义和功能。这里我们不妨再引用女诗人杨略的诗来真切体验一番:“我们的软与腥。/隐匿的话语不掉。像绝望/借助鱼儿,自由自在。/荆棘在肉中,不可多得。/绽开的黑。灼灼其华/鳞片下,深渊吃什么。/病人在下坠中不知去向/亡人在对流中迎面归来片悬浮于此/已经足够了。/不要再看水里蛀空的阴影/一天的波澜。/让我们再扁平一点/剥落一层就没有了。”(《鱼腩》)这样的语言组合往往会被认为是对传统语言的“妖魔化”,因为它不符合传统的语法结构和词语修辞,也不符合民族语言习惯和生活基本逻辑,但这种貌似“无厘头”的混搭,其实并不是没有法则和情感轮廓的乱搭,它是建立在诗人对词语“温度”、“色泽”感知上的。把温度、色泽接近而本义逻辑若即若离的词语通过诗人的感知器官和情绪意味有效粘连起来,才能形成这样一件气韵一致、读起来别开生面而触感若隐若现又不至于涣散的“艺术品”。让语言产生新意义也许并不是诗人采取这种词语组合的目的,但就如各种各样的网络用语,只要人们乐于使用,一旦它们约定俗成了,便成了语言(诗歌)家族里的一员,产生了新活力。

  与那些反对语言创新的故步自封者相比,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现代诗对语言发展更有推动作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审美有疲劳的一天,那么,就应该让审美自由地发展,无所谓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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